广州番禺区南村村邬氏大宗祠，少年在祠堂练习武术 宋金峪 摄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艺 黄宙辉 梁善茵 实习生 许顺瑾 通讯员 粤文旅宣

不久前的五月，怒放的凤凰花映红百年古祠的照片在广州市民的朋友圈刷屏。照片中，灿若红霞的花朵与青砖灰瓦的岭南建筑相互映衬，形成一道独特的南国风景。

不少人纷纷留言询问地址。原来，这座古祠堂就位于广州市区内，是坐落在白云区龙归街南村村的周氏大宗祠，始建于明末清初。在社交平台的快速曝光下，大量市民游客、摄影爱好者争相前往当地打卡留念。

其实，走在广州这座现代化大都市中，像周氏大宗祠一样的古祠堂几乎转身即见：它们在寸土寸金的写字楼旁，在新建的居民小区里，也在烟火气十足的小巷深处……社会建设的步伐加速，但这些古祠依然伫立在原地，为人们呵护情怀，存续一份乡愁。

聚族而居，族必有祠。自古以来，岭南地区宗族观念盛行，祠堂建筑被视为凝聚族人的重要纽带，在广东更是数不胜数。而今，在全社会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大背景下，文旅融合、“百千万工程”等工作深入实施，这些古祠堂再次引发了关注。

日前，广东省社科联《南方智库专报》刊发韩山师范学院刘茂军教授的文章《关于广东省祠堂保护利用的建议》，受到高度关注。如何在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活化利用，从而赋予祠堂建筑新的价值和意义，正引发主管部门和业内人士越来越多的思考。

为此，从6月6日起，羊城晚报特策划推出“粤祠流芳”系列报道，聚焦全省古祠堂保护利用现状，走访南粤大地上值得骄傲、引人流连的知名祠堂，从古意中感受新风，一同来探讨古老祠堂与当代盛世相融并续的新路径。

夏日繁花的映衬下，周氏大宗祠增加了一份美感 黄建隽 摄

文脉现状

广东省祠堂建筑约有2.3万座

“祠堂文化就是根的文化。”数十年致力于岭南古村落文化保护的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朱雪梅说，这种文化根植于农耕文明，最早兴起于北方中原地区。

她表示，当人们靠耕种土地谋生时，就产生了聚落的生活方式。为了抵抗来自其他聚落或自然界的威胁以及抢占更好的生产资料，集体的凝聚力需要不断加强，“祠堂里祭祀的祖先就是集体一致认同的符号。祠堂是宗族中最具凝聚力的象征，被视为高于一切、神圣不可侵犯、关乎家族命运的建筑。”

历史上，大批北方人为躲避战乱南迁，越过大庾岭进入岭南，到达珠玑巷暂时停留后再继续南迁。这些新移民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聚族而居，也将祠堂文化和其他先进的中原文化等带到新的家园。“应该说，每一座祠堂都讲述了一个家族千百年来的迁徙与发展的故事。”朱雪梅说。

《关于广东省祠堂保护利用的建议》一文指出，广东祠堂遗存丰富，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3万座。作者根据大量一手资料分析了省内祠堂现状，对祠堂的活化利用提出策略，引发社会各界人士重视。

“人的本性喜欢追根溯源，祠堂就回答了‘我从哪里来’的根本问题。”在朱雪梅看来，我们今天之所以要把祠堂保护下来，是因为它在兴起之初就在解决我们这一根本问题。

清代是广东祠堂文化的鼎盛时期

据史料记载，“祠堂”一名最早出现于汉代，也叫家庙、宗祠。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帝王与士大夫才有资格建家庙祭祖，民间不得立祠。

在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冯江看来，民间宗祠真正合法化的契机是明嘉靖年间的“推恩令”，许多祠堂就是以此为依据而兴建的。

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月，礼部尚书夏言奏请嘉靖帝“推恩”放宽官民祭祖规定，获得批准，史称“推恩令”，也被视为对民间敬祖立庙的承认。由此，岭南地区出现了建祠的第一个高峰。

“每千人之族，祠有数十所。小姓单家，族人不满百者，亦有祠数所。”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如此描写当时祠堂之盛。

朱雪梅说，当一个宗族稳定下来后，祠堂的管理功能就会慢慢凸显。“以前人们只需要活下去就行了，现在需要考虑一种更宏大的需求，怎么才能活得更好。”因此，除祭祀祖先外，祠堂还是人们处理宗族内部事务的场所。

广东省文物局编写的《广东文化遗产——古祠堂卷》中提到，广东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登记了大量明代的祠堂建筑，具有明代建筑的局部或者构件实物的祠堂建筑，应有500座左右。

登记数量更多的则是清代祠堂建筑，其总数有6000余座，占广东全省登记总量的80%以上。因此，清代无疑是广东祠堂文化的主力军，是祠堂文化的鼎盛时期。

12处粤祠文物建筑被纳入国保单位

“祠堂往往举全族之力修建而成，代表了当地建筑的最高工艺和质量水平。”朱雪梅曾参与过广东多座古祠堂的抢救性保护及修缮工作，古祠堂所体现的建筑美学常常令她赞叹不已。

广东的祠堂建筑广泛分布于全省各地，按照文化类型，它们又可以分为广府祠堂、客家祠堂、潮汕祠堂三类。不少广东古祠堂因其原真性保护完好，且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从而被认定为文物建筑。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截至2024年3月，广东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1处，其中12处是祠堂文物建筑；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887处，其中约有120处的祠堂文物建筑。

与此同时，《广东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行动计划》《广东省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行动计划》《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若干措施》《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性文件的先后出台，为各地文物行政部门做好包括祠堂文物建筑在内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不仅如此，广东还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支持祠堂建筑保护。据悉，2020年至今，中央和省级财政共投入约5400万元用于46项祠堂文物建筑保护工程。主要项目包括刘氏家庙修缮工程、陈元公祠修缮工程、文祐王公祠修缮工程、罗氏大宗祠修缮工程等。

祠堂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载体

可以说，祠堂是集祖先崇拜和科学技术、审美为一体的产物，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它既是物质文化遗产，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载体和场所。

记者了解到，在广东省已经公布的81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就有不少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如祭祖习俗（斗门赵氏家族祭礼、凤阳宗祠祭典、灯杆彩凤习俗、下沙祭祖）等，都依托祠堂而存在。

部分代表性项目如民间信俗（盘古王诞）、端午节（端午龙舟习俗）、元宵节（元宵舞龙）、陈山香火龙习俗、洗佛节、厚街舞木龙习俗、七夕节（七夕贡案）等，则需要在祠堂开展有关活动。

此外，广泛分布于我省各地的祠堂也保存了大量木雕、嵌瓷、砖雕、灰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对于保护传承和研究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与技艺特色，具有重要价值。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广东在对祠堂建筑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开展了对其历史、艺术价值的研究工作，总结和传承修缮过程中的各类技艺，比如己略黄公祠木雕工艺、从熙公祠石雕工艺等。“通过对这些祠堂文物建筑的工艺和做法进行总结、展示，既有利于今后各项保护工作的开展，又能使祠堂的设计风格、营造技艺发扬光大。”

保护广东祠堂，让传统文化不再空洞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黄宙辉

2023年7月-2024年3月，刘茂军带领课题组的学生们深入广州、潮州、梅州等地，走访了128个祠堂，并通过文献、政府网站等渠道广泛了解广东省祠堂状况，形成了《关于广东省祠堂保护利用的建议》。

这份颇有含金量的调研报告，展示了广东祠堂所承载的独特文化和现状，提醒人们要记住乡愁。

祠堂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刘茂军是韩山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分管小学教育专业。为了让这些未来将成为小学老师的学生们了解更多中国传统文化，该专业特别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

“如果我们笼统地去讲传统文化，那会很空洞，学生感受不深。”老家在辽宁的刘茂军留意到，广东拥有数量众多的祠堂。在他看来，“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祠堂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祠堂文化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功能。祠堂文化当中精华的部分，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或者说是很吻合的。”

“学生们知道祠堂文化的重要意义后，当未来他们走上小学教学岗位后，也能让更多学生来关注祠堂文化，传承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抱着这样的宗旨，刘老师策划并启动了这个关于广东祠堂的调研。他带着学生分别回到他们的家乡广州、潮州、惠州等地，一间一间地走访当地的祠堂，详细了解并记录了128个祠堂的历史、建筑风格、文化价值、保护利用等第一手信息。

打捞历史势在必行

经调查了解，广东祠堂遗存非常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就有2.3万座。其中，广府祠堂约占69%，客家祠堂与潮汕祠堂约占31%；仅广州就有约1300座古祠堂。

调研组走访调查发现，广东各地祠堂在修复与活化利用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空心化、异化或同质化等问题，也有祠堂处于失修、废弃或常年空置的状态。全省各地祠堂中，保存较好的祠堂约占49%，受损较重的约占22%，约10%正在抢修；与改革开放前相比，祠堂利用率有所下降。

“随着宗族制度的衰落和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广东省各类祠堂的维修和管理遇到了一些困难。”刘茂军告诉记者，不少地方面临着资金不足、管理不到位等问题，难以开展有效保护，一些祠堂或被改换为其他用途。广东古祠堂所记录的倭寇侵略史、家族抗战史、私塾教育史等富有文化含量的信息，需要被整体打捞。走访过程中，他们遇到的许多被访者都期盼着祠堂的历史与文化能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被更多人关注。

希冀全粤祠堂申报世界遗产

通过调研，调研组更加认识到祠堂的重要性。祠堂，是联系全球华侨同胞和祖籍地的一种纽带，是他们的精神归属，是“记得住乡愁”的重要精神圣地；至今在基层社会文明治理中依然具有独特的价值，在全球社会文化体系中，也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他们认为，保护利用好这些祠堂，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等都具有深远意义。

对于广东祠堂的保护和利用，这份调研报告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包括：建立健全祠堂保障制度；优先“抢救”急需修缮的祠堂；发挥文化功能，探索“祠堂+文化”新模式等。其中，特别建议积极推动各地祠堂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并积极将全粤祠堂文化体系整体申报“世界遗产名录”。

对此，刘茂军解释：“其实，广东祠堂整体申报‘世界遗产名录’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手段。通过申报，让社会各界行动起来，重视祠堂的保护，传承祠堂文化。”

朱雪梅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广东省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古祠堂牵系着岭南文化的“根”和“魂”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艺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朱雪梅长期致力于古村落文化保护和研究，工作三十年余年来，她的足迹遍布广东省内各个村落，对祠堂文化保护和活态传承颇有心得，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

岭南文化就像一块“活化石”

羊城晚报：以广州城区为例，祠堂建筑几乎随处可见，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独特的城市景观？

朱雪梅：这体现了广东人对祠堂文化的坚守和执着。千百年来，因战争或灾荒，大量中原人南迁来到岭南地区，移民们面对新环境的挑战聚族而居，加之对故乡和祖宗的眷恋，往往兴建祠堂增强归属感和凝聚力。五岭阻隔，交通不便，受外界的干扰比较少，使得岭南人保留了很多习俗、方言等传统文化，很多学者常常形容岭南文化为汉文化的“活化石”。同时，近现代很多远离故土、到海外谋生的广东人往往有更厚重的乡土情结。对他们来说，祠堂是精神的寄托，是“根”和“魂”的载体，因此他们热衷修建祠堂。

另外，一般祠堂的产权由很多族人所共有，产权状况复杂，也是古祠堂在城市建设中得以幸存的一个原因。

羊城晚报：在现代生活中，祠堂的某些功能消失了吗？

朱雪梅：过去，祠堂除了有祭拜祖先的精神功能，还有实际的议事、庆典表彰和婚丧嫁娶等功能，也是管理和公共活动等的场所。

如今乡村的常住人口在流失，管理方式也发生变化，以往主要是乡村自治，靠乡规民约，由族中威望高的长者管理，祠堂就是其载体。现在由村委会管理，村委有自己的办公楼，所以祠堂的治理功能基本消失了。虽然乡村有的地方很多红白事依然会在祠堂里举办，但总的来说祠堂实用功能正在弱化。

让后人记得祖辈的来时路

羊城晚报：但它依然还具有很强的文化价值，比如不少古祠堂建筑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朱雪梅：是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祠堂的重要地位，人们建祠堂往往会举全族之力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祠堂建设非常讲究，雕梁画栋、技艺求精，展现了高超的地方乡土建造技艺和独特的习俗。其实，今天的古祠堂就和古驿道一样，它们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实用功能，而是作为文化精神的载体来发挥其社会价值以及科学艺术价值。

羊城晚报：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通过活化利用来应对古祠堂的衰落？

朱雪梅：尽管现在很多人都离开了乡村，到城市生活，但逢年过节依然有很多人回村。一是祠堂功能还在发挥作用，族人的凝聚力比较强，可以按照传统乡村治理方式，由大家集资去完成修缮，还可以在村里设立慈善基金，用于祠堂等的修缮、日常维护和管理。二是祠堂已完全荒废，可以把它转化成乡村老年人活动场所、公共书屋、村史馆或展览馆等。三是可以作为村委的办公场所。

助力“百千万工程”的抓手

羊城晚报：这对我们当下的乡村振兴工作也是大有裨益的。

朱雪梅：古祠堂、古树、古桥、古道……这些东西往往能引发人们的乡愁。所以在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推进文旅融合过程中，可以将祠堂等作为抓手和纽带，大家在修缮祠堂的时候，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重新将他乡的族人聚在一起，加强情感联系，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和人才队伍建设。只有把祠堂利用好，古村落的乡愁守护好，才能吸引人才和资源回到乡村，助力乡村建设。